寶瓶時代的關係轉變

廖閱鵬按:這是一篇談論「關係」的金石之作,我非常喜歡。

心理學家賈福指出,兩個人合起來,可以是成長、支持、健康的源頭,也可以是互相傷害的源頭──後者,他稱之為「致命的二分體」(lethal dyadS)。

一個封閉的關係──譬如自然界一個封閉的系統──會喪失能量。一個老師說,「以往那種傳統的關係是排外的,自我按摩的。這種關係使我們比自己一個人還要孤立。這種關係現在唯一的差別只是,現在是兩個人的孤立──一座孤島。」

轉變的過程彰顯並且縮小我們種種關係的各層面,因而使我們接觸到新的可能性。

轉變的關係

轉變的關係是一個整體。這個整體多過各部分的總合。轉變的關係是融合,是整體;好比耗散結構,向世界開放。這個世界不是隱藏起來的地方,而是一種讚頌,一種探索。

我們若是關心種種關係的本質,而非形式,人與人互動的素質就變了。統一、圓滿、知覺、神入、接受、流動──所有這一切都使我們前所未有的「連結」的可能性開放。

馬丁.巴伯如此描述這種統一:

真正的對話,真正的課題,真正的擁抱……所有這一切,其中真正的實質在兩人之間的一個次元裡發生時,這個次元只有他們兩人才進得去……我和另外一個人彼此向對方「發生」時,我們兩個人的總合是無法除盡的,總是有個餘數。這個餘數所在,靈魂結束,但世界還未開始。

這個次元,這個「兩人之間」,這種「我對你」,巴伯又稱之為「沒有祕密的祕密」。那是兩個人的同謀,無時不刻極化的意識電路,心靈充電的聯結;不是問題,也不是答案,就是連接兩者罷了。

一如巴伯所說,這種次元很可能只是搭地下鐵的兩個陌生人偶爾會心的相視。然而到了最複雜、最動態的境地,這種次元就是我們這個星球的腦,是不斷提升的博愛。這些都是德日進、巴伯、馬思洛等人預言的。

青蛙變王子,野獸變美女,說來的這裡面有一種奇異的公平。彼此開放,有勇氣互相表達溫暖的人越多,受就越是一個支持與能量的源頭。這種情形,如果透過舊範型的鏡頭來看,一定令人困惑。

一個相信自己的人、鼓勵轉變的人,他的成長與我們的成長互動因而提升了我們成長的人,梅爾霍夫稱之為「適當的他人」。這樣的一種關愛的關係使我們「恰如其位」。德日進說,我們無法獨自成長。德日進本身和許多人都有密切的友誼,而且,其中很多還是女性──儘管教規連教士和女性之間柏拉圖式的關係都禁止。「孤立是一條死巷……這個地球上,除非互相匯集,沒有一項東西能夠成長。」

一個政治家在他的寶瓶同謀問卷調查回卷中寫說:「轉變過程那種釋放愛的力量──有時候我體驗到以前從末體驗過的開放、充裕、深刻、純真。」

另外還有一些回卷者說,強而有力的友誼非常重要,因為這樣的友誼引導他們通過新的領域。有一個回卷者是醫生。她說,很重要的是,「我這一生,每當我需要一個實質上很強大的人的時候,我就會遇到。他們每一個都帶著我走到一個階段,然後就是整合;然後下一個就出現了。這種遭遇常常伴有一種很深的熟識感以及『靈魂』涉入的感覺。」

對於我們的潛能而言,這種愛的,轉變的友誼是一種指南針。這種友誼有解放、充實、喚醒、充電的力量。你不必對這種具有轉變力量的友誼「做功」。它有一種奇異的強烈、寧靜和精神的連結。

它和我們生活中其他比較沒有收穫的連結不一樣,到最後就和氧一樣不可缺。這種關係也是指向另一種社會的指南針。這另一種社會的模式是「互相增益」。這種模式可以延伸遍及我們整個生活。但是,首先我們必須重新界定我們的用語。

「問愛是什麼,」克里希那穆提說,「你會嚇得不敢知道答案……你必須拆掉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房子,你可能永遠再也回不了原來的寺廟。」他說,愛不是恐懼,愛不是依賴、嫉妒、佔有、支配、責任、義務、自憐,或者傳統上加諸愛的任何東西。「如果你能夠去除這一切,彷如雨水洗去樹葉上多日的灰塵,而非硬生生的剝除,你就會看見這朵人類渴望多時的花朵。」

轉變的關係如果用「不是什麼」來講可能比較好講。我們的文化對於愛的種種可能性,概念實在有限;所以我們沒有適當的字彙來描述「愛」那種完整的體驗。這種體驗是為我們的感情、知、感覺定向的體驗。

要想擁有一種轉變的關係,你必須開放,而且能夠受傷害。奧修說,大部分人都只是在邊緣互相碰觸。「要碰觸到他人的核心,你自己必須革命。你想在核心碰觸一個人,你必須讓他先碰觸到你的核心。」

轉變的關係特質在於「信任」。兩邊都不必防備什麼。兩邊都知道誰都不佔便宜,也不會引發不必要的痛苦。兩邊都可以冒險、探索,不須要假裝、做表面。任一邊的每一個層面都是受歡迎的,而非只有「認可」的行為才受歡迎。「愛比浪漫重要,」一個雜誌編輯說,「接受比同意重要。」

兩邊將超越競爭的制約,開始合作。他們雖然是兩個人,可是卻超過兩個人。他們彼此挑戰。他們在對方的驚奇上感到快樂。

這種轉變的關係是兩個人朝向意義同行的旅程。這個過程本身就是顛峰,無可妥協。我們忠誠的對象是能力、工作,而非人。西蒙.波娃說,「真正的愛,應該建立在彼此承認兩個人的自由之上。這樣兩個人才能體驗自己既是自己又是對方。兩個人都不必放棄超越,都不必削足適履。兩人相合將彰顯他們在這個世界的價值與目標。」

由於轉變的關係其中的變化是不斷的,所以也就沒有什麼事是理所當然的。每一個伴侶都警覺對方的存在。他們的關係永遠是新的,永遠是一個實驗,永遠自由的可能怎樣就怎樣。這種關係以一種平安為基礎,這種平安之所由自,就是因為放棄了絕對的肯定。

這種轉變關係是自己界定自己;絕不因為社會說它應該怎樣而去「證實」社會所說的話。它只是努力符合其中參與者的需要。這其中或許有指導原則,甚至也可以有彈性的協定,可是就是沒有規定。

愛是一種脈絡,不是行為。愛不是商品,所以不能「輸」、「贏」、「賺」、「偷」、「失去」。這一層關係不會因為其中一方去關心別人而貶損。我們可以同時擁有多重轉變關係,毫無困難。

在轉變關係中,兩個伴侶都會覺得自己與整體、與社群是相繫的。他們會有新的能力,能夠對很多人給予並接受愛、歡樂、同情。但是,與世界這樣密切的結合卻不會給擠入窄路當中。一個醫生說,「這種情形好比你原本一直矜持著,不對這個世界「神入」,可是突然間,你已經失去了「處女膜」。這時你覺得自己彷彿想和這個宇宙做愛。這樣的事,你怎麼去向人家解釋?」

浪漫的轉變

起先,我們可能會想把這種宇宙愛納入傳統的結構當中,納入我們的文化制約的那種表達浪漫的方式之中。可是,我們很快的就發現,舊的關係,其形式頗不適合這一趟轉變旅程的需求。一位女士在一次長久的婚姻關係離異之後又有一次短暫的婚姻關係。談到這一次短暫的婚姻關係,她說,「回想起來我才知道,我是在我的舊世界做最後一次浪擲。我想逃脫自己精神上的壓力。」

一個商人說,他曾經有一陣子努力想使自己的工作有創意,所以他一直追求性關係,「為的只是填補內心的空虛──精神的饑渴。可是,你一旦明白自己在做什麼,你就會停下來,做不下去了。」

隨著轉變關係在生活中的發展,我們將在其中發現足以激發原始「浪漫」意義的質素。這原始的意義也就是十九世紀「浪漫」初起時的意義。那個時候,浪漫指的是無限和不可測,也就是自然界堣斷塑造的力量。浪漫運動雖然愛好自然,排斥機械,可是卻絕不反智或反理性。不過,諷刺的是,浪漫主義者雖然渴望探索自然界的奧秘,可是卻因此產生了科學的好奇心,最後終至於推舉理性。浪漫到了這個時候遂貶值為無足輕重的裝扮,代表一切不真實的事物,遮掩生活污點的鍍金。

其實,全盛時期的浪漫運動推舉的是家庭、友誼、大自然、藝術、音樂、文學。浪漫運動汲取的,乃是某一歷史學家所謂的「探索的精神,人我──亦即神──的奧祕」。就真正的意義而言,浪漫即是我們現在所謂的精神事物。「浪漫」相信的是直接體驗,追求的是意義。

可是,講到我們這個文化的浪漫,我們這個文化所謂的浪漫卻是外在的浪漫,是電影、電視、流行商品制約出來的產物。難怪我們背離了傳統的浪漫!我們的浪漫好比二手貨的上帝。(如果反叛我們這種制約出來的浪漫)那種感覺就和我們反叛組織化宗教(的二手上帝)一樣,有一種醒悟;也有一種失落感。我們(在我們這種二手的浪漫中)放棄了一種歷險;我們說這種歷險是羞恥。可是,我們的饑渴並不因此而消失;我們仍然魂牽夢縈,疑惑自己是否失去了生命非常重要的東西。

在轉變的過程中,浪漫──這種超自然的,精神的,內在的質素──的具體表現在於一種歷險。

這種歷險有它自己的符號和語言,感覺像是「真正的東西」,是一個從來不醒的夢。西蒙.波娃說,我們越是真實,就越會失去某些性的歷險,「可是這並不是說愛、幸福、詩、夢將因而遭到驅逐……因為,沒有了想像力,我們的未來將隨之貧乏。」

道家有謂,「不尋求契合,便得統一。」轉變的過程的種種變化之一就是東方哲學所謂「執著」的消退。不執著是一種不固執的慈悲,一種接受現實而不渴求的愛。不執著與一廂情願完全相反。

嫉妒、恐懼、不安、內疚這一類情緒並不容易消失,可是整體的型態是會變的。對於某些人而言,這意味著面對並且超越內在的矛盾──譬如渴望自由但又希望對自己的伴侶忠誠。調和這種內在深層的衝突很難,很痛苦,但是,對很多人而言,又深有所獲。

一位女士在寶瓶同謀問卷的卷中說,「我花了兩年時間才學會愛而不佔有。我一經想通,我就決定,如果我結婚,我就是這個樣子。而現在,我已經結婚十三年了。我已經學會,你能愛的不只一個人;你會嫉妒,但你不可能獨佔一個人;想這樣,只有絕望。我們無法佔有什麼東西,更別說佔有對方。」

一位女士在寶瓶同謀問卷的回卷中說,她預見不久的未來,每個人都將比較能夠與他人建立關係。先生和妻子不佔有對方,父母不佔有孩子──以往這些,都是束縛人的。

我們將會認清,每一個人都必須滋育很多人,也要由很多人來滋育;我們不再用恐懼來束縛他們。我們將明白,只有我們讓它自由的,我們才守得住……我們認識到自己是人類家庭的家人。正確,甚至必要的是,我們必須以一種愛的,關切的,充分的新方式,使他人很容易接近我們,而不帶有以往泛愛時的罪疚感。

在新的範型堙A種種關係的重點並不在於親密的性關係。我們之所以得到親密的關係,是由於彼此有一種心靈上的深切以及種種轉變的可能性。這其中,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,而且常常只是潛在的一部分。

對於很多人而言,要他放棄獨佔的關係確實是最困難的。有的人到最後決定的是只對他主要的關係人有性的表達。有的人則是對他主要的關係人給予優先,但不再獨占。獨占性關係的需要是一種文化的產物──儘管種種證據和人的行為都與此相反。對於很多人而言,要他放棄獨佔的需求是一切範型轉換中最困難的。但是如果他們想對其他人真實,那麼放棄獨佔性就是必要的。

社會學家分析當代性革命時,曾經說,當代性革命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態度而非行為。我們這個社會從二十世紀以來就開始違反傳統文化的性道德觀。俄亥俄州立大學社會學家古伯發現,與一九三九年的年輕人比較起來,一九六九年的年輕人並不接受以往的性道德規條。雖然他們也不見得會做以前「禁止」的行為,可是他們卻向那些規條的有效性挑戰。古伯說:

破壞規則和不接受規則兩者之間差異很大。前者是犯規,後者卻是革命。沒有一個政府面對逃稅者會顫抖;可是沒有一個政府能夠容忍波士頓茶葉黨,因為那是革命。

革命者可曾有過重歸獸欄,修正自己的方式,放棄自己的主張的?我想沒有。中年人總是有一種陳腔濫調,說什麼浮躁的年輕人一旦面對責任,就會安於傳統的觀點。這一代可不是這樣。犯罪的人只要認罪,就有悔悟,洗心革面的機會;然而,在這一代,他們的關鍵正好就是他們有兔於罪疚的自由。

另外有些人則是向我們的文化中性的「脈絡」挑戰。他們說,我們所受的文化制約,都使我們用「征服」的態度去接近兩性關係;而這一點會妨礙兩性之間深層的信任與親密。我們的文化「設定」我們與性產生關係的程度真是叫人驚訝。這種設定另外還使我們容易排斥他人和產生挫折感。

克雷默和阿爾斯達在全國各地的工作室都談到一種性範型的轉變──使性免於「征服的脈絡」。他們說,如果我們想欣賞到完整的人──強大的女人,敏感的男人,那麼那些制約出來的欲望和刻板印象就必須改變。「在很深的層次上,男人還是可以感受美,女人還是可以感受力量。但是唯一的不同是,現在的人已經不再滿意這樣的相提並論。」舊範型自然是把性和愛「推出和諧狀態」的。他們說,「於你有益」的人往往不會往性上面令你興奮:

我們說的是另一種看待關係和性的方式。這種方式主要的關切所在,在於一起探索和成長。我們每個人都渴求解答;可是,如果我們想創造一種共同生活的方式,那麼我們就不能只是界定或提出這個方式是什麼,我們還必須擔當先鋒。

問題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裡面,但是,除非男女兩性都看清問題的本質,否則真正的解答不可能產生……你必須看見型態才會改變。

男女兩性只要還受浪漫的誘騙,彼此就無法完整的接觸。我們如果想打開人類接觸的每一個機會,就必須放棄整個征服的脈絡。同樣的,想創造互愛的可能性也必須如此。

轉變的家庭

《安娜.卡列尼那》這部小說一開始就說,「每個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,每個不幸的家庭都有它的不幸。」

我們是頓然的覺醒要建立一個有各種幸福的社會。傳統的社會一崩潰,就有幾百萬人必須離開以往的支助系統。一九七八年卡內基兒童會議估計,七○年代出生的兒童,每十個堶探N有四個會在單親家庭中長大。接受羅波組織調查的婦女,每五個堶惘酗T個寧可離婚,而不願繼續不滿意的婚姻。另一項都市調查顯示,城市堛漲谷~人有百分之四十與家人完全不聯繫。所有的家庭堶悼u有四分之一符合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形象。

公共電台廣播說:「現在是十點了,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哪媔隉H」不過,有一個問題更好,現在已經是二十世紀了……在種種實驗、社會結構改變、關係破裂、建立、要求自由、安全等等當中,我們知道自己的歸屬在哪媔隉H

家庭,以溫暖的激勵,十分有效的養育孩子。由於太有成效,那養育的結果我們遂謂之為「天生自然」。然而,如果家庭無法養育孩子,如果感情的聯繫薄弱,小孩子就怯於努力。嬰兒的研究顯示,智力的正常發展需要與人互動。沒有愛,沒有這個世界的灌輸與反應,我們無法從這個世界尋出意義。餵孩子但不和他玩,使他安全卻不和他講話,結果就是孩子生長遲緩。

信任、愛、幽默的氣氛可以培養出孩子不同的能力。關鍵之一在於誠懇:父母是人,不是角色。詩人里奇回想有一年夏季她和三個兒子在佛蒙特隨興生活的情形。有一天晚上看完電影開車回家,她覺得自己意氣高昂。她說,「我們一起打破了「時間到了,上床睡覺」的規矩,晚間作息的規矩。我自己認為我會在城市生活中遵守這些規定,或者因而變成「壞媽媽」。但是,現在不了。現在我們是同謀者,逾越了母親的制度。我覺得我在主宰自己的生活。」她不要她的孩子在這個世界的行為是為她而行為。「我要為自己而行為,而活,也要為他們各自的自我而愛他們。」

父母常常是一副制定規矩、制度、行為的樣子,因為他們相信權威,卻不相信經驗和直覺。此所以制度的偽善與力量才一代傳一代。孩子──尤是是少年人──因為認為父母不會接受他們的感受,所以他們的心也離開了父母。

克拉克和賈福談到他們輔導青少年的經驗時說,「很多──甚至是大多數──年輕人都在尋求一種深刻而親密的關係。他們需要支持、了解、寬容他們的人帶領他們。我們不須要替他們做什麼,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可以做自己的地方。」

轉變的家庭和轉變的成人關係一樣,都是一個開放的系統,堶惘釩雃h朋友、資源、給予、善意。轉變的家庭對於不斷改變的世界保持彈性、適應性。它不但給家人團體的一體感,也給他們自由和自主。

教育制度會抽取小孩子受教育的精神代價。可是,在這之前,家庭早就制定了規定和期望。家庭教給孩子的,不是親切的、合作的態度,就是競爭、偏執狂的態度。有的家庭獎賞孩子的創意,有的卻是懲罰。家庭是顯露自我、親密的地方,也是偽善、壓抑感情的地方。一個家庭或許是嚴苛,或許有彈性;態度上或許包容,或許排斥;但正是由此而塑造了我們日後的種種關係。

孩子在一個無條件關愛,有適度挑戰性的家庭氣氛中會培養出自尊心。不安使許多家庭無法進入可能改變他們的關係當中。這樣的家庭是封閉的系統。加拿大心理分析學家旦尼希說,恐懼的家庭會用男女、老少、感情與理智、強與弱、我與他等等二分法來看世界。他們不喜歡家人接受與他們不同的人的友誼。小孩子之所以得到贊同,完全是因為他們符合父母的期望。

從感情侏儒症可以看出親子關係的影響。有這種病的孩子可能六歲大但身高卻只有二歲大。很典型的,只要把這個孩子放到一個養護良好的家庭中,他就開始正常成長。可是,一旦回到有敵意的家庭,他便又不再成長了。這種情形真是可悲。感情侏儒症是不常見,可是,當一個家庭不把孩子當個體看待時,孩子便會受到「嚇阻」,而成長遲緩。

著名的心理學家佩爾斯說,由於父母的愛有條件,才會造成孩子感情與意識思想的分裂。很多大人,小時候常遭到父母的「出賣」。他們若想做自己,就不會有報償;不管多努力,父母老是要他們「做好一點」;他們覺得自己很難相信父母是愛他們的。這樣一來,等到他們自己變成父母之後,由於覺得自己很難無條件的接受孩子,所以對孩子就會有很多要求。這種事情就是有這種連鎖影響。我們除非發現自己那些制約出來的恐懼,否則很難諒解別人的缺點和弱點。

我們一旦碰觸到自己內在的健康中樞,我們就會知道別人也有這種健康中樞──不論他們外在的行為如何皆然。意識(自覺)使我們能夠關心他們。

對於很多人而言,他們小時候遭到否定的自尊要能恢復,轉變的過程是第二度的機會。他們一旦碰觸到自己的健康中樞──真正健康的我──就會發現自己的整體。

地球家庭

關係與家庭的大範型超越向來的所有「團體」的定義。發現我們自己與所有其他人的關聯使我們結合成一個家庭。我們是一個地球家庭,不是各色民族的國家在互相指責和輸出答案,而是大家努力在解決問題。確實,看清楚這一點,將是我們的展望最終的轉變。

如果任何一個受到錯誤對待的孩子我們都能當做自己的孩子來看待,我們的問題就改變了。如果我們明白我們的文化、社會制約、階級不是四海皆準的尺度,而是傳統的人為之物,我們的親屬關係就會擴展。我們在自己的文化當中將不再「民族中心」。

一個流暢的社會必須以新的方式來創造它的家庭。這種新家庭要從種種人脈、社群、實驗性的,有意圖的團體、友誼之中產生。一九七九年,美國家政協會將「家庭」重新界定為「兩個以上的人共享資源,共同承擔決定事情的責任,擁有共同的價值觀與目標。並且長久的托付於對方。家庭是人「回去」的一種氣氛。這種共享和托付的人脈超越血統、法律的拘束、收養關係、或婚姻,用來描述家庭單位最為正確。」

愛因斯坦說,人類有一種光學幻覺。人類總以為自己和他人有所分別,而不知道自己其實是整體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們便將感情拘禁在身邊的少數人身上。「我們的任務就是將自己從這種囚禁中解放出來,擴大自己的圈子,擁抱一切生命……沒有人完全做到這一點,但是這種努力的本身就是解放的一部分。」

馬思洛發現,「超越者」──包括愛因斯坦──似乎比其他健康的,已經實現自我的人悲傷;因為他們比別人清楚人類關係媦蝭鉬P實際之間的鴻溝。馬思洛說,這種人每一個都可以在五分鐘之內寫出一份有效轉變社會的方法。

杜斯妥也夫斯基說:「我看見了真相。不是我的心發明了真相,是我看見了,看見了。它活生生的景象從此永遠的充塞在我靈魂之中……萬事萬物可以在一天、一個小時之內立時安排妥當!主要的事情就是愛。」他說他知道這種事已經有人說過億萬次,可是就是還沒能夠改變人的生命。

愛和博愛以前只是理想,但是現在卻是我們生存的關鍵。耶穌高興自己的信徒彼此互愛,但是德日進添加了一句話,「否則,就毀滅。」沒有了人的情愛,我們會生病、驚嚇、敵視他人。「無愛」是線路的中斷,秩序的失落。以寶瓶同謀為典型的人脈,全世界都在追求,為的就是要增強那日漸稀薄的力量;要互相結合,要點燃更寬廣的意識。德日進說,人一一重新獲得這種能源,獲得這種崇高的精神兼感官之變,「他將是第二次發現火。」

紐約市第二次大停電時,有一些人搶劫商店。於是有很多人就從兩邊公寓用手電筒照亮人行道,「移動」的行人遂在街道上形成一條光亮而安全的路。這種時刻是不確定、一切現成的社會形式全部崩潰的時刻,我們不容易找到路,但這時我們就是彼此的光。

摘錄自《寶瓶同謀》頁 540-554